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思众
10月13日,土耳其跨境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和平之泉”军事行动已进入第五天。
国境线一侧,饱受八年内战之苦的叙利亚人民没有等来和平,却看见了来自土耳其的钢铁长龙缓缓碾过边境。另一侧,土耳其国防部正不断更新“被击毙恐怖分子”数量,11日,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77名。
这场越境军事行动来势汹汹,被欧盟国家批为“人道主义灾难”。而它的背后,正是政治强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他有一个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梦。
崛起:从棚户区少年到市长办公室
媒体热爱从埃尔多安的童年故事开始讲起,因为那段生活足以体现出他的艰辛、勤奋,以及保守教育对他的深远影响。
1954年,埃尔多安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当时,土耳其刚刚加入北约两年,执政党还是由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
在埃尔多安的自述中,他小时候“家里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从小学起,他便开始帮母亲贩卖土耳其卷饼、柠檬水和明信片以补贴家用。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是一名海岸警卫队的上尉,也是一名保守且虔诚的穆斯林。
尽管家庭并不富足,但丝毫不影响父亲对他采取严厉的家教。埃尔多安最惨痛的一次教训是6岁时因为说了脏话,被父亲绑住双手吊在房顶上。
彼时,为了深化儿子对于伊斯兰教义的理解,艾哈迈德将儿子送去了一所寄宿制宗教学校(伊斯坦布尔伊玛目-哈提卜专科学校),那里专门培养今后在政府工作的宗教领袖,因而毕业生被排除在“高考”体系之外。为了能上大学,埃尔多安不得不在课余时间去普通高中补课,暑假时回到黑海边的家乡里泽,帮忙耕种茶叶和榛子树。
埃尔多安初次涉政时只有15岁,他加入了当时的土耳其繁荣党青年预备队(MTTB),并活跃在各大游行和集会中——1969年,正值冷战中期,尽管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仍平分秋色,但左派运动、民粹主义连同伊斯兰主义已经悄然兴起。
都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的人也变傻”,在学业和宗教之外,埃尔多安还有一项狂热的爱好便是踢足球。他出生在卡斯帕萨区,这个不起眼的街区唯一的光环便是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在那里,他成为了一名半职业球员,梦想是加入国家队。不过在父亲的干预下,这个未来将在政治舞台大放异彩的新星最终没能在绿茵地上留名。
在马尔马拉经贸学院完成学业后,埃尔多安在27岁时加入了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正式征战政坛,但此后一度政绩平平。
1994年,埃尔多安迈入不惑之年。这也是他从政道路上颇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土耳其当时遭到库尔德问题撕裂,为实现自治乃至独立,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政府军进行了十多年交战,导致至少3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那一年,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在三年任期内,他一改这座城市拥挤颓败的面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变得整洁,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俨然大都市该有的一派繁荣景象。
伊斯坦布尔旁,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面黑海,从那里,湍急的河流一刻不停地奔入地中海的生命线。“襟三洲而带五海”,埃尔多安的家乡,不仅是欧亚交通要冲,也是两种异质文明冲突的顶端。
它出现在统治者们的梦里。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率20万大军和300艘战舰,叩开了这座原名为“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大门。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在继承手下败将东罗马帝国文化的同时发扬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坦布尔成为了东西文明的交汇处。欧洲精神首都沦陷的同时,伊斯兰文明对它的渴望终于化身为一个具体的名字——伊斯坦布尔。
5个多世纪后,在相同的土地上,凭借着任职市长期间积累的人气和政治力量,埃尔多安平步青云。尽管中间经历了因为政治倾向被捕入狱的小插曲,埃尔多安在出狱后立即组建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赢得议会选举。他在2003年接任总理,就此登上政治生涯的顶峰。
“新时代的苏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如是评价埃尔多安。
转变:从“双头鹰”到“向东看”
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投票结果出炉,埃尔多安当选。“尽管(埃尔多安)不是中东人,但他是最受中东人欢迎的世界领导人。他的外交使团迎来的欢呼声会使一个摇滚明星感到嫉妒。”
当年9月,埃尔多安曾以土耳其总理的身份访问埃及首都开罗。开罗欢迎这位政治强人的方式很是特别:没有红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鸣礼炮……这些规格对于政客而言太稀松平常。迎接他的是震耳欲聋的、纯粹的欢呼声。印有他画像的大幅海报飞扬在空中,闪光灯将黑夜点亮如白昼。为了不错过埃尔多安可能的一句发言,记者们紧紧攥着麦克风,直往他脸上贴,但很快又被人群挤散。
这人群之中有人高喊:“埃尔多安!埃尔多安!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而非软蛋!”“土耳其和埃及紧密相连!”
此刻,他距离自己的梦想——恢复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荣光——似乎更近了一步。
土耳其位处亚欧大陆交界处,长期以来奉行亲西方外交,作为一个以逊尼派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国家,它一直致力于成为现代、自由和世俗国家中的一员。但埃尔多安并不按常理出牌,这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外交策略上有着明显的中东色彩。在他的带领下,土耳其和美国从之前的依从关系转变为独立外交主体。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埃尔多安曾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很简单:一是加入欧盟,另一则是扩大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但这两者又有自相矛盾之处:“脱亚入欧意味着世俗化,得放权,而不是威权。”
他曾经这么做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李秉忠和涂斌曾在论文中阐述,埃尔多安当政的十几年来,学界开始聚焦此前不为关注的土耳其外交。
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外交便主动转型,投入中东世界的怀抱,但西方对其政策整体持赞同态度。李秉忠和涂斌认为,2007年土耳其的“零睦邻政策”甚至改善了它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关系。此时的土耳其担任的身份更像一个调停者,既符合中东世界的利益,也有助于西方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
然而,相对保守的宗教立场已流淌在埃尔多安的血液中,他从不抽烟喝酒,每周五必到清真寺做祷告。可以说,他是土耳其“世俗改革之父”凯末尔的反面。尽管埃尔多安曾言之凿凿,支持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但早年他加入伊斯兰教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似乎更能彰显本心。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这场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导致至少140万人死亡,1500多万人沦为难民。从北非到西亚,由突尼斯至也门,空气中弥漫着因经济不景气的情绪。
埃尔多安开始不满足于调停者的角色。他看见了一个机会,便要抓住它。他认为,是时候在动荡的中东地区推广“土耳其模式”了。
“从一开始的‘双头鹰’到‘向东看’,这是一个现实的使然。”孙德刚评论道。
同年五月,土以关系恶化。以色列怀疑以土耳其“蓝色马尔马拉”号为首的救援船队向巴勒斯坦加沙运送军事物资,强行登船并扣押该船,造成至少9人丧生。
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政府对境内的库尔德人采取高压打击政策——该国的库尔德人一般居住于东南部,是一个拥有14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但在土耳其宪法下,政府有权禁止他们庆祝自己的节日以及说自己的方言。
对外,埃尔多安政府开始高调干涉埃及、叙利亚等国内政,支持逊尼派力量,在外交政策上教派主义倾向明显,和西方国家的诉求背道而驰。
挑战:从得民意到失民心
2016年7月16日凌晨,天光未亮。大约24支土耳其突击队出现在了马米勒斯海岸边的一处豪华俱乐部酒店。他们身上佩戴着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全副武装。目标只有一个——埃尔多安。彼时的埃尔多安在总统的位子上坐了两年不到,正在酒店花园内的私人别墅度假。
当部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叛军开始封锁道路、轰炸州政府大楼时,突击队队员们的任务是活捉总统。他们潜入酒店,政变达到高潮。如计划中一般,他们开火,掷出手榴弹,占领了不堪一击的酒店,顺利杀死了两名保镖。
自1923年以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土耳其总共发动过四次政变,军方几乎不费吹毫之力便取得成功。
但这一次,埃尔多安赢了。
提前获知线报的他已于早前搭乘直升机,迅速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飞抵达拉曼机场后,他立即坐上了去往伊斯坦布尔的一架私人飞机——他的机长甚至在雷达上动了手脚,使它看起来就像一班普通的民航飞机。
在去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埃尔多安通过视频联系土耳其电视台,号召人们走上街头反抗政变力量。这得到不少响应:有人在坦克面前躺下,试图用肉身阻挡其前进。另一些人冲进了博斯普鲁斯大桥的枪声中,奋力压制这些开枪的密谋者。
凌晨3点,埃尔多安现身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数百万人在街头集会,高喊着他的名字,颂唱他的竞选宣传歌曲。一夜之间,埃尔多安的地位从几近失权走向难以撼动。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夜晚标志着现代土耳其的重生。
这场未遂的政变持续了不到24小时,造成至少265人死亡,约1440人受伤。一场大规模的清算旋即开始,埃尔多安指责流亡美国的神职人员费特胡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领导的“居伦运动”主导了此次政变,并将所有反对者列为异己,其中包括军人、记者、高校教师、政府公务员……
十多天后,共有15846人被捕,3家通讯社、16家电视台、23家广播电台和45家报社被责令关闭。
而埃尔多安这位政坛老将的权力,却比以往更加稳固。在一年后的公投中,土耳其由议会制转向总统制。
但与此同时,这次未遂的政变剥开了土耳其在现实制度上的矛盾。
孙德刚认为,目前对埃尔多安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经济。
这位政治强人之所以在政坛常青,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是他在经济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从2003到2011年,土耳其人均产值从2500美元增加到10522美元,足足翻了三番,并一跃成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贡献超过50亿美元的重要成员国。
与中东大部分国家单一的能源经济模式不同,在土耳其贸易上,埃尔多安与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东部国家联系密切。
埃尔多安甚至放出豪言,到2023年土耳其建国一百周年时,要将GDP达到全球前十。
但2018年,随着美土政治冲突加剧,美国通过翻倍土耳其进口钢铝的关税,实施经济制裁。这使得里拉大幅贬值20%,经济增速放缓至2.6%,较前一年呈现断崖式放缓。随之而来的,是一蹶不振的国民信心。截至2019年1月,土耳其在一年间新增了131.8万名失业者,失业率较前一年上涨了54%。
今年3月,土耳其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执政党正发党丢掉了首都安卡拉和埃尔多安老本营伊斯坦布尔的选票。事实上,在土耳其的7个主要城市中,正发党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诸如共和人民党代表的世俗派力量已经超过了正发党。
在孙德刚看来,越境攻打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当年清洗居伦运动一样,是埃尔多安试图扭转颓势、转移焦点所为。“过去将近5至6年,土耳其经济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好的转机,内部增长动力也不足,在未来会是非常大的挑战。那就打安全牌。”
脱亚入欧,曾是埃尔多安乃至大部分土耳其领导人的诉求。但当世俗化和回归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出现矛盾时,长盛不衰的权利显得太过诱人。
三年前,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郊区的山顶上建起了一座近100年来人类建造的最大宫殿。这座有白宫的30倍之大的官邸是他的王国,可以俯瞰整个安卡拉。
纵横捭阖没能让他一统四方,但他已经活得像个苏丹。